1973年,北京,题书着《沁园春·雪》的红墙之下,路人注视着来自英国的摄影记者。约翰·布尔默(John Bulmer)1984年11月,蓝色是当年最常见的男士服装颜色,红色象征着正在改变的生活。埃里克·布里索(Eric Brissaud)1981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大水法遗址成了旅游景点。迪恩·康格(Dean Conger)2014年,北京昌平区回龙观,早高峰的地铁站。凯文·弗雷耶(Kevin Frayer)1965年,北京的玩具店。斋藤康一

  对于全世界的摄影师来说,“北京正在发生什么”始终有着巨大的吸引力。1949年,到访中国的外国记者和摄影师日渐增多,在七十余年中的大多数时候,他们到达的首站便是北京,这也是他们镜头里最重要的城市。

  2020年夏,视觉媒体人、中山大学研究员郑梓煜编辑出版了《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在上百万张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图片中,他按照不同历史分期,编选了120位外国摄影师的370余幅作品。其中近三分之一拍摄城市都指向北京。

  日头正盛,一辆人力三轮车缓缓驶过街头。车上紧拴着两把大红色沙发,颜色鲜艳,引人注目。比沙发更耀眼的,是车上中年男子的笑容。他穿着蓝色中山装,坐在因乔迁购入的新沙发上,随车驶向新的生活。

  这一幕发生在1984年的北京街边,那是商品经济刚刚进入普通人生活的时刻。当时,外国摄影师埃里克·布里索(Eric Brissaud)正造访中国,拍下了时代交替中的瞬间。《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将这幅老照片收录其中。

  该摄影集编选的370余幅摄影作品中,有近百张拍自北京的街头巷尾,比例接近三分之一,远远超过其他省市。编者郑梓煜表示,“这并非人为选择的结果。”

  20世纪50至70年代,因为历史的原因,外国记者和摄影师进入中国拍摄的机会可谓稀缺,如果进入中国,国际航班的首站多为北京。80年代后,进入中国的外籍摄影师数量大幅增长,但受签证政策的限制,乐鱼体育app可活动范围高度同质化,北京仍是大多数拍摄者的流连之地。他们的游历为北京留下了大量视觉资料,拍摄内容包含城市景观及人文风貌。

  近年来,从海外发掘历史图像后于国内出版、展览,已渐成潮流,中国人得以反观异邦人镜头里的中国。2018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主办展览“世相与映像:洛文希尔摄影收藏中的19世纪中国”,展示了摄影由西方传入初期的中国社会风貌。

  郑梓煜认为,与之相似的历史图像呈现,多集中在晚清至民国时期,1949年之后,来自海外中国视觉档案梳理仍存在缺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杨小彦评价《外国摄影师镜头里的中国》,“试图还原一部中国的视觉断代史,用以见证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

  改变并非发生在一朝一夕之间,但以重大社会变革为界,不同的历史分期有其独特的视觉线索,外国摄影师的题材和风格也随之呈现出明显的转向。1949-1978年,他们的拍摄更多着眼于对隔绝与遮蔽的揭秘,对异于西方的“他者”的强烈好奇。1978-2000年,拍摄的重点转变为改革进程中春江水暖、新旧杂驳的变革征象。2000年以后,他们则致力于发掘资本与全球化扩张下独属于中国的特色“景观”。

  在北京这座拥有复杂象征性和历史纵深感的城市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貌变化最具代表。长城上喝可乐的男孩、故宫前身穿名牌的模特、街头弹奏吉他的青年……该书的编辑团队在检索了上百万张图像后,将思路的重点放在普通人身上,从细枝末节里捕捉时代变迁的痕迹。在他们看来,“摄影并不总是直接书写宏大,而是落实到能够被看见的历史细节上。”

  另一种能够“见微知著”的细节来自橱窗。这一混合了现实与想象的微缩空间,几乎吸引了每一位来到中国的摄影师,在他们的镜头中,橱窗里商品种类日渐丰富,橱窗前观者的表情日渐放松,间接成为观察国民生活变迁的时间刻度。

  在今天看来,过去70年里,外国摄影师为中国留下了一份独特的公共记忆,其特别之处在于身份和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同视角。谈及中外摄影师题材选择的差别,郑梓煜认为,不带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看并不存在,将照片等同于历史本身也过于轻率,“重要的是,应在历史的时差中重新检视,彼时的中国如何被拍摄、被传播、被想象。”

  北京,景山公园万春亭上的四个女孩。她们登上高处,仔细地打量着这座从前只有皇族才能进入的御苑。汤姆·哈金斯(Tom Hutchins)

  1950年,欢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群众举着旗帜通过广场。佚名

  1972年2月,游客闲庭信步地从城楼内走出来。沃利·麦克纳米(Wally McNamee)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地安门外大街,等待过马路的市民。修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的鼓楼俯瞰着北京的中轴线年,鼓楼被列入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即使在今天,这段道路和区域也是保留老北京建筑和生活气息最浓郁的地段。理查德·哈灵顿(Richard Harrington)

  1979年8月1日,北京故宫午门东侧城根下的公园一角,两个女孩正专注地学习英语,她们身后的一个男子则认真地进行着体育锻炼。这些个体的努力最终构成了一个全民奋进、追赶流逝时间的记忆。阿兰·诺盖斯(Alain Nogues)

  1979年3月,在北京街头弹奏吉他的少年。不久之后,他们这一代人中间将诞生出中国第一代摇滚歌手。弗朗索瓦·洛雄(Francois Lochon)

  1979年,一场前卫的画展正在北京的街头举行。围观的群众或许未必都懂得欣赏,但却已没有过去那种对新生事物的反感和恐惧。先锋艺术的视觉跳跃感和人们一致的灰蓝色着装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对比,中国人的艺术观和个性审美,就在这种巨大的反差和错位中,悄然发生着改变。保罗·科克(Paolo Koch)

  1979年3月30日,小男孩在长城上喝着摄影师送给他的可口可乐。几个月后,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市场。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anson)

  1988年,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厅里,即将上车的旅客脚步匆匆地赶往检票口,仍需等待的人们却依旧睡得香甜。在那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似乎都在努力适应着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和不断变换的旅途。阎雷(Yann Layma)

  1980年,北京崇文区东打磨厂街,理发馆的师傅在顾客稀少的闲暇时间将自己养的鸟挂出来晒太阳。这座四合院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被胡同里居住的居民改造成商铺门脸,由于是自己的房屋,商户没有房租的压力。利用自己的手艺改善生活是老北京城区居民的谋生之道。弗朗索瓦·勒·迪亚司康(Francois Le Diascorn)

  1986年,一群小学生正在晨跑锻炼。冬日的阳光洒在这些稚嫩的面孔上,红领巾、棉鞋、套袖带来了强烈的时代印记。这个印记在摄影师看来就是难得的北京城市味道:“魔法般的清晨和夜晚的光线,给生活渲染了一抹温暖的对比。”阎雷(Yann Layma)

  1986年9月15日,电影《末代皇帝》在故宫中的片场。作为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执导的史诗级巨作,《末代皇帝》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被允许在故宫中实地拍摄的电影。镜头里的这一幕,正是溥仪从少年步入青年的时期,通过白布里的摸面游戏,溥仪试图寻找真实的自己。法比安·塞瓦洛斯(Fabian Cevallos)

  1986年6月,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独唱音乐会。这是帕瓦罗蒂首次来华演出,他也成为第一个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音乐会的外国人。这趟来之不易的中国之旅,被帕瓦罗蒂称为“毕生最美妙的体验之一”。也正是他的这次中国之旅,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西方歌剧的窗户。维特里亚诺·拉斯泰利(Vittoriano Rastelli)

  1990年,北京建国饭店的员工在门口合影。这是中国第一家合资酒店,于1982年开业。弗里斯特·安德森(Forrest Anderson)

  1992年,北京饭店的大厅里,一群鸭子正列队整齐地向厨房走去。作为一道具有地域特色的美食,北京烤鸭已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但在酒店看到鸭群大摇大摆地走过,却是幽默而难得的一幕。格哈德·乔伦(Gerhard Joren)

  1993年,拥挤的北京地铁车厢里,印有当红香港男星的购物袋显得格外显眼。汤姆·斯图达特(Tom Stoddart)

  1983年,皮尔·卡丹在北京崇文门西大街复刻了具有浓郁法国风情的马克西姆餐厅,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型餐饮企业。9月26日餐厅开业时,这一消息还上了当晚的《新闻联播》。马克西姆餐厅装修豪华,餐品价格不菲,吸引了当时追求品质生活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这里不仅是美食的前哨、改革开放的先锋阵地,更是时尚和最新生活方式的汇集场所。让-克劳德·多伊奇(Jean-Claude Deutsch)

  1999年10月1日,北京广场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盛况。在满天的烟花中,一个个大红灯笼随风舞动。佚名

  1993年5月,两位身着意大利劳拉·比娇蒂名牌时装的模特在故宫。红色连衣裙和红墙呼应,带来十足的中国元素和时尚的融合感。20世纪90年代,圣罗兰、皮尔·卡丹、路易威登等外国时装如雨后春笋一般进入中国,塑造着中国民众的审美观。维特里亚诺·拉斯泰利(Vittoriano Rastelli)

  2008年5月6日,两位北京市民正站在巨幅海报所遮挡的前门步行街工地外观看改造工程。这条北京中轴线上最为著名的商业街建于16世纪,曾几经改造,而且成为北京城面貌改变的标志地点之一。阿兰·诺格斯(Alain Nogues)

  2008年4月17日,刚建成的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前步行的市民。奥运会即将举办,各个场馆已经修建完成,充满创意的建筑成为北京备受瞩目的新地标。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

  2014年10月18日,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法国机械设计师团队运来了一头高12米、重达47吨的“龙马”神兽和一只高5.7米、体宽6米、重37吨的机械蜘蛛,在“鸟巢”前向观众呈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巨兽”之战。凯文·弗雷耶(Kevin Frayer)

  2016年10月1日,路透社摄影记者达米尔·萨戈里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在北京广场用手机的中国游客。杆与美颜APP的组合成为旅行者的标配,手机壳也成为彰显个性的物件。达米尔·萨戈里(Damir Sagoli)

  2019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四),故宫博物院成立94年来首次夜间对公众开放,在这场“紫禁城上元之夜”中献上的一场灯光秀引发热议。佚名